鉴定

K.觉得有必要去一趟警察局。这并非出于愤怒或是报复，尽管她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怒——那个自称单身的、与她交往了近一年的男人，那个温文尔雅、谈吐得体的Z先生，竟然早已有了家室。她发现这件事纯属偶然，像是在干净的地板上发现一根不属于自己的头发那样突兀。这不是愤怒，K.对自己说，这是一种对秩序的确认，一种对事实的必要澄清。欺骗就是欺骗，就像二加二等于四，这是一个需要被记录在案的事实。

警察局大厅冰冷而空旷， K.的脚步声在光滑的地板上回响，显得有些孤单。她在一个标着“接待”的窗口前停下，里面的警官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，头也没抬。K.清了清嗓子，开始陈述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、客观，不带任何个人情绪。她详细描述了认识Z先生的经过，他们交往的细节，以及她是如何发现那张藏在旧书里的、Z先生与另一个女人的结婚照的。她甚至带来了那张照片作为证据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台上。

警官终于抬起头，他的眼神并没有落在照片上，而是停留在K.的脸上，带着一种审视的、几乎可以说是临床的目光。“所以，”警官慢吞吞地说，他的声音毫无波澜，“你因为这个，感到很困扰？”

“这不是困扰的问题，”K.试图纠正，“这是欺骗，是事实层面的错误，我认为……”

“你因为这个男人的婚姻状况，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对吗？”警官打断了她，拿起笔，似乎准备记录什么。

“我当然感到意外和……失望，”K.承认，“但这主要是原则问题。他对我撒了谎。”

“原则……”警官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好像这是一个罕见的、需要仔细研究的标本。“你有没有因此失眠？食欲不振？或者……控制不住地想这件事？”

K.感到一丝不安。这询问的方向似乎偏离了她报案的初衷。“我想这和案情本身关系不大吧？”

警官放下笔，身体微微前倾，隔着玻璃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更近了：“女士，我们需要了解你的状态。有时候，强烈的情绪波动会影响人对现实的判断。你确定你看到的结婚照是真的吗？有没有可能……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？”

“我当然确定！”K.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，“照片就在这里！你们可以去核实！”

“请冷静，女士。”警官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“大声喧哗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们需要对你的情况做一个评估。”

“评估？评估什么？该被调查的是Z先生！”K.感到一阵荒谬的眩晕。

就在这时，旁边一直沉默着的另一位警官站起身，走到一个内部电话旁低声说了几句。几分钟后，两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，他们的神情平静，甚至可以说温和。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。

“K.女士，是吗？”其中一个白衣人问道，“我们接到通知，需要请您配合做一个简单的心理健康评估。只是例行程序，请不要紧张。”

“心理健康评估？”K.彻底愣住了，“为什么？我只是来报案的！”

“正是因为你报案的内容，”第一个警官又开口了，他的语气像是在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，“涉及到一些……比较敏感的情感纠葛。我们需要确保你的陈述是稳定和可靠的。”

K.试图争辩，但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微弱而无力。那两个白衣人一左一右地站在她身边，并没有强迫她，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失足掉进精密陷阱的虫子，越是挣扎，缠绕在身上的丝线就越紧。

她被带进一个单独的小房间，接受了一系列她无法理解的提问。关于她的童年，她的梦想，她对颜色的偏好，她是否经常做奇怪的梦。她反复强调Z先生的欺骗行为，但提问者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，他们只是在表格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，偶尔点点头，发出表示理解的“嗯哼”声。

“我们认为，”最终，那个拿着文件夹的白衣人合上本子，用一种宣判般的口吻说，“K.女士，您目前的状态可能需要一个更安静、更有序的环境来进行调整和观察。这完全是为了您好。”

“为了我好？”K.几乎要笑出声来，但她发出的只是一种介于抽泣和喘息之间的声音，“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一个疗养中心，”另一个白衣人回答，语气轻柔得像是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，“那里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，他们会帮助您平复心情，理清思绪。”

K.被“护送”着离开了警察局，坐上了一辆没有标志的白色小车。车窗外，城市的景象飞速倒退，那些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变得陌生而遥远。她试图看向后方，想看看警察局的招牌，但它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。

她被带到的地方确实很安静，甚至过于安静了。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床单，穿着白色制服的人们轻手轻脚地走过走廊。他们给她换上了一套宽松的病号服，收走了她的个人物品，包括那张至关重要的结婚照。当她询问照片的下落时，一位护士温和地告诉她：“那些会引起您情绪波动的东西，暂时由我们保管比较好。”

每天都有医生来和她谈话，询问她感觉如何，是否还在“纠结”于那个“不愉快的想法”。K.一次又一次地解释，那不是想法，那是事实，是Z先生的欺骗。但医生只是微笑着点头，然后在她的病历上写下“固执观念”、“脱离现实”之类的字眼。她开始服用一些药片，据说能帮助她“放松”。吃了药之后，她确实感觉昏昏沉沉，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她被允许在固定时间到院子里散步。院子很大，绿草如茵，但四周是高高的围墙。其他的“疗养者”大多沉默地踱步，或者呆呆地望着天空。K.尝试和他们交谈，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但多数人只是茫然地看着她，或者说着一些颠三倒四、毫无逻辑的话。偶尔，她能从某个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丝和她相似的经历——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坚持，某个与“常理”相悖的举动，而被送到了这里。

她写过信，试图向外界求助，但那些信似乎从未寄出去过。她被告知，所有的通讯都需要经过“审查”，以确保不会干扰她的“康复进程”。她甚至不知道Z先生现在怎么样了，他是否知道她在这里？或者，这一切本就是他安排的？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，但她没有任何证据。在这里，她的所有感受和判断都被视为病态的症状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K.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清晰地回忆起当初去警察局的决心和理由。那个关于秩序和事实的信念，在单调的日常和药物的作用下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有时，望着窗外那片被围墙切割的天空，她会恍惚地想：也许，他们是对的？也许，那个关于Z先生已婚的“事实”，真的只是她因为过于强烈的情感而产生的幻觉？她越是努力去回想那张照片的细节，照片的影像就越是黯淡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

鉴定仍在继续，以一种无声无息、却又无处不在的方式。K.不知道这场“疗养”何时结束，也不知道结束之后，她会被鉴定为一个“康复者”，还是一个需要被永久隔离的“不稳定因素”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当她最初走进那个冰冷的警察局大厅时，她对自己身份的认知，以及她所理解的世界秩序，就已经开始了无可挽回的崩塌。而那个关于Z先生是否已婚的问题，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她自己，正在被这个庞大而无形的鉴定系统，重新定义和塑造。墙壁是白色的，天空是蓝色的，药片是每天必须吞下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？她已经不敢确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