拒绝上学门诊的春天

我，王二，在一个奇特的地方上班，叫做“青少年行为及心理调适中心附属拒绝上学专项门诊”。这名字长得像一段火车，轰隆隆地碾过你对青春期叛逆的所有浪漫想象。春天来了，窗外的杨树毛子像下雪一样飘，可我们这儿的“春天”，是打着喷嚏、流着眼泪、死活不肯踏进校门的孩子们，数量多得像春天播撒的花粉，据说已经快突破一万人次了，真他妈的是个丰收年。

我不是心理医生，也不是教育家，我顶多算个记录员，或者说，是这些孩子奇异逻辑的翻译官。他们为什么拒绝上学？原因五花八门，听起来都像胡扯，但又带着一种该死的严肃。

比如小张，一个瘦得像豆芽菜的男孩，他说他害怕几何。不是怕考试不及格，是怕几何本身。他说：“王大夫，你想想，一个完美的圆形，一个绝对的直线，现实里根本不存在！老师为什么要逼我们相信这些虚假的东西？这世界明明是弯弯曲曲、坑坑洼洼的，充满了褶皱和意外。学校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制造机！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好像欧几里得是他杀父仇人。我看着他，想起我年轻时也曾对着笛卡尔坐标系发呆，怀疑那两条无限延伸的线最终会不会在哪里偷偷打个结。但我没敢说出来，我只是在记录本上写：认知偏差，对抽象概念产生存在性焦虑。放屁，这明明是哲学病。

还有一个叫莉莉的女孩，她拒绝上学的理由更绝。她说她发现了一个秘密：学校里的时间是凝固的。她说：“你看，每天早上八点上课，下午四点放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老师讲的东西去年讲过，明年还要讲。我们的生命就在这种循环里被磨掉了。我在家看蚂蚁搬家，都比上学有意思。蚂蚁至少每天搬的东西不一样，路线也在变。它们比我们自由。”我问她，那你将来怎么办？她说她还没想好，也许可以去当一个蚂蚁观察员，写一本《蚂蚁社会学概论》。我觉得这想法挺带劲，比我当年想去养猪有前途。我在记录本上写：缺乏现实感，对重复性日常产生抵触。但我心里想，这孩子可能比我们这些按时上下班打卡的成年人活得更明白。

家长们总是愁眉苦脸地坐在我对面，像一群被霜打了的茄子。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好吃好喝供着，孩子就是不肯去那个他们认为是“唯一正途”的地方。他们反复问我：“王大夫，他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是不是中了什么邪？”我看着他们焦虑得发红的眼睛，很想告诉他们，也许不是孩子病了，是这个“正途”本身有点问题，太窄，太硬，容不下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灵魂。可我不能这么说，我的职责是把这些“走偏”的孩子“矫正”回轨道上。就像要把一棵长歪了的树掰直，咔嚓一声，要么直了，要么断了。

我们门诊尝试过各种疗法。有认知行为疗法，试图说服小张相信几何图形的美妙和无害；有沙盘游戏，让莉莉在沙子里构建她理想的世界，结果她堆了一个巨大的蚁穴，自己变成一只小蚂蚁躲在里面；还有药物治疗，据说能缓解焦虑，让孩子们暂时忘记那些让他们恐惧或厌烦的东西。但效果嘛，就那样。孩子们像一群聪明的游击队员，总能找到新的理由和方式来抵抗。

有时候我觉得，这个门诊就像一个巨大的、充满消毒水味的隐喻。我们拼命想把孩子们塞进一个标准化的模具里，为了让他们将来能更好地适应另一个更大的、更冰冷的模具。那些拒绝上学的孩子，他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，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无法再扮演那个被期望的角色，于是索性躺平，用沉默和逃避来表达他们的抗议。他们不是坏孩子，也不是傻孩子，他们只是过早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荒谬和自由的代价。

鲁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，看到这门诊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他大概会捻着胡子，冷冷地写道：“救救孩子……”然后顿一顿，再加上一句：“可是，拿什么救呢？”是啊，拿什么救呢？用更多的几何题，更严格的作息表，还是更有效的抗焦虑药物？

春天还在继续，门诊依旧人满为患。孩子们带着他们的“病”，像一群迷途的候鸟，找不到归巢的方向。我每天听着他们的故事，记录下那些荒诞而真实的恐惧与渴望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到他们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，成了那个他们想要逃离的世界的一部分。

下班的时候，我又看到小张，他蹲在门诊楼下的花坛边，痴迷地看着地上砖缝里长出的一棵歪歪扭扭的小草。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，有一种奇异的光彩。他大概在想，这棵草也没有长成一条完美的直线，但它活得挺带劲。

我叹了口气，把记录本塞进包里。这个春天，阳光明媚，万物生长，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。只有我知道，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，有一群孩子，他们的春天，卡在了校门外。而这，恐怕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问题。我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，感觉自己也像个拒绝上班的人，只不过我没有勇气真的不去而已。于是我骑上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，汇入了下班的人流，像一条疲惫的鱼，游回那个我早已习惯，却也时常感到格格不入的鱼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