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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李退休后，被社区委任为“年味指数测评员”。这是个新潮的活儿，据说是由某知名AI公司开发的“年味算法”决定的。老李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个平板，走到各个家庭，拍几张照片，再问几个问题。

“今年贴春联了吗？几个字的？”平板上的APP会立刻打出一个分数。

老李接到通知的时候，正啃着半个凉透了的包子。通知很简单，两个字：“贴联。” 他没太在意，毕竟每年春节前地铁站都要贴春联，这是惯例。放下包子，他拿起工具箱，里面躺着崭新的浆糊桶和刷子。老李是深圳地铁的老员工了，贴春联这种事，他闭着眼睛都能干。

可当他来到仓库，看到那堆雪白的纸卷时，他愣住了。这哪是什么春联？这分明是一卷卷白纸！他翻开一卷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宋体字，读起来像讣告，又像一份无味的说明书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这些不是红纸黑字，而是白纸黑字，而且是印好的。他找到仓库管理员，对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语气机械：“按上级要求，今年春联统一用这个。”

老王是“全糖可乐计划”的首席执行官，一个秃顶、啤酒肚的中年男人，他每天早晨都要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声：“今天，又是为人类甜蜜事业奋斗的一天。”

“全糖可乐计划”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通过一种名为“甜蜜芯片”的植入式设备，让每一个人类都爱上全糖可乐。老王对此深信不疑，认为这是解决社会焦虑、提升幸福指数的终极方案。他把这套逻辑讲给下属听，声音洪亮，像在传教，而下属们则机械地点头，眼底毫无波澜。

老李在小区超市干了快十年了，从一个青涩的小伙子熬成了油腻中年。他觉得，这超市就像他的人生，一眼就能看到头，平淡，但又不能放弃。

最近小区里搞了个新花样，居民给超市打分。不是什么匿名打分，而是实名，写纸条，贴在超市门口的公告栏上。一开始大家还觉得挺新鲜，后来就变味了。

老王最近忙得脚不沾地。他的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“中国红”商品：红色的灯笼、红色的对联、红色的衣服、红色的杯子，甚至还有红色的马桶垫。

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最近突然兴起的“中国红”热潮。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人们像着了魔一样，追逐着这种代表着喜庆和爱国主义的颜色。

“十元？你也太抠了吧！” 微信群里，班主任李老师的这句话后面跟着一个翻白眼的表情。张强看着手机屏幕，脸涨得通红。他知道，这“温馨提示”是冲着他来的。

起因是班级组织的一次“爱心捐款”，为山区孩子购买过冬物资。张强犹豫再三，还是点了“捐款十元”。不是他舍不得，而是最近公司裁员，他手头确实紧。他想，十元也是一份心意，积少成多嘛。谁知道，这份“心意”瞬间成了被公开处刑的靶子。

老王退休后，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傍晚在小区花园里遛弯。他总觉得脚下的土地有点怪，不是松软，而是似乎空落落的。他试着踩了踩，确认不是自己老眼昏花。

老王家住一楼，多年来深受潮湿之苦，他琢磨着，如果能有个地下室就好了。这个念头，就像墙角疯长的野草，每天都在他心头蔓延。

让-皮埃尔退休前是一名潜艇声呐员，如今在塞纳河畔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。他喜欢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就像以前在潜艇里倾听来自深海的各种声音。他每天的例行公事除了为老顾客准备咖啡，就是打开他那台老旧的智能手机，查看步数APP的每日记录。

这款名为“健康人生”的APP是他的儿子送的，说是为了让他多运动，延年益寿。让-皮埃尔并不在意这些，他每天走的路都差不多，从咖啡馆到附近的公园，再从公园回到咖啡馆，单调得像他退休前的潜艇巡逻。他真正感兴趣的是APP界面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图表和数据，它们莫名地让他感到安心，仿佛他在茫茫人海中，依然拥有某种可以被量化的存在感。

寒风呜咽，警犬福仔甩了甩湿漉漉的毛发，耳朵耷拉着，像两片被雨打蔫的枯叶。今天，是队里发年终奖的日子，也是它被扣除年终奖的日子。

福仔是一只优秀的警犬，至少在它来警队的前两年是这样的。它嗅觉灵敏，追击速度快，扑咬精准，还曾协助破获多起案件，屡获嘉奖。然而，最近一年，福仔变了，变得“班味儿”十足。

老王在“漂白”中心已经工作了二十年。他的工作单调而机械：将每天送来的各种物品，通过复杂的工序彻底漂白。这些物品五花八门，从旧衣服、旧家具，到破损的电子产品，甚至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“生活垃圾”。

漂白中心坐落在城市边缘，周围是无边无际的白色工厂。这里的一切都是白色的：墙壁、地面、工作服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漂白粉味。老王每天穿着白色制服，麻木地操作着机器，他的世界也逐渐变成单调的白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