磕头红包
春晚的喧闹还未完全散去,小区里的鞭炮屑像一地破碎的梦想,提醒着人们年关将过。李梅搓着冻得通红的手,抬头看了眼自家阳台上晾着的红袜子,那颜色像极了她妈给的红包。
红包,这几天她没少见。自从大年初二开始,她就成了小区里的“磕头专业户”。不是为了别的,就为了那点“孝心红包”。
她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段视频,李梅在客厅里对着她磕头的画面,配文是“我家闺女真是懂事”。视频里,李梅穿着新买的红色卫衣,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,一下一下地磕着头,额头都磕红了。她妈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,数着数,“八百六十七,八百六十八……”
磕完八百八十八个,她妈给了她一千块钱。李梅接过红包的时候,手心冰凉,却又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感。她妈的视频火了,小区里的大妈见了她,都笑眯眯地问,“你家梅子真孝顺,磕那么多头呢,得了不少红包吧?”
李梅只是尴尬地笑笑,并不多说。她心里清楚,这红包里,不只有孝心,还有她妈的虚荣和攀比。
“哎,梅子啊,你妈说你磕头磕了八百多个?我家那小子,连一个都不肯磕。”隔壁王婶一边择菜一边说,眼神里带着一丝羡慕,又带着一丝无奈。
李梅含糊地应了一声,转身回了家。她看了看手机,妈妈又在家庭群里发了新的视频,这次是李梅的表妹,对着外婆磕头的画面,配文是,“我家外孙女也不赖,磕得可认真了。”
李梅感到一丝不快,但很快就被一种麻木感所取代。她开始研究磕头的姿势,如何能磕得又快又标准,如何能磕得既能让长辈高兴,又能让自己的额头不那么疼。她甚至开始研究红包的行情,不同的长辈 ,不同的亲戚,红包的大小都不同,磕头的技巧也需要调整。
大年初五,她接到了远房表叔的电话。表叔在电话里说:“梅子啊,听说你磕头挺厉害啊,叔今年也想看看你的表现。磕头磕的好,红包自然不会少。”
李梅深吸了一口气,她知道,这又是一场“表演”。
她来到表叔家,看到客厅里摆着一张小凳子,那是专门为她准备的“磕头台”。表叔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,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红包。李梅开始磕头,一下一下,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。表叔一边看着,一边数着数,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。
磕到一百个的时候,李梅感到头晕目眩,额头火辣辣的疼。她停下来喘口气,想要喝口水。表叔摆摆手,示意她继续。李梅只得继续磕头。两百个,三百个,四百个……
客厅里只剩下她磕头时,头撞击地面的声音,和表叔时不时发出的“不错,不错”的赞叹声。
当磕完第八百八十八个头的时候,李梅的眼前一片模糊。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偶,被一根无形的线操控着。表叔将一沓红包递给她,“小梅啊,你真是太孝顺了。你妈生了个好闺女啊。”
李梅接过红包,感觉轻飘飘的。她打开一看,里面并不是厚厚的钞票,而是几张彩票,还有几张购物优惠券,加起来勉强能抵上一顿肯德基套餐。
李梅抬头,看着表叔那张笑眯眯的脸,突然意识到,自己磕头的意义,好像和她预期的不太一样。
她想起妈妈的那些炫耀的视频,想起亲戚们的赞美,想起自己为了红包而磨练出的磕头技巧。她突然觉得,自己好像活在了一个巨大的荒诞剧场里,而自己,是这个剧场里最敬业的演员。
她默默地走出表叔家,望着小区里空荡荡的街道,突然笑了。这笑声里带着一丝苦涩,一丝无奈,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释然。
她掏出手机,找到妈妈的微信,发了一条消息:“妈,我今年过年不磕头了,我打算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她没有等妈妈的回复,就关掉了手机,她要用自己的方式,去定义自己的人生,而不是用磕头的数量,去衡量她的价值。
她走到路边,把手中的彩票和优惠券都丢进了垃圾桶。然后,她昂起头,大步向前走去,阳光洒在她身上,像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