磕头红包

春晚的喧闹还未完全散去，小区里的鞭炮屑像一地破碎的梦想，提醒着人们年关将过。李梅搓着冻得通红的手，抬头看了眼自家阳台上晾着的红袜子，那颜色像极了她妈给的红包。

红包，这几天她没少见。自从大年初二开始，她就成了小区里的“磕头专业户”。不是为了别的，就为了那点“孝心红包”。

她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段视频，李梅在客厅里对着她磕头的画面，配文是“我家闺女真是懂事”。视频里，李梅穿着新买的红色卫衣，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下一下地磕着头，额头都磕红了。她妈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，数着数，“八百六十七，八百六十八……”

磕完八百八十八个，她妈给了她一千块钱。李梅接过红包的时候，手心冰凉，却又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感。她妈的视频火了，小区里的大妈见了她，都笑眯眯地问，“你家梅子真孝顺，磕那么多头呢，得了不少红包吧？”

李梅只是尴尬地笑笑，并不多说。她心里清楚，这红包里，不只有孝心，还有她妈的虚荣和攀比。

“哎，梅子啊，你妈说你磕头磕了八百多个？我家那小子，连一个都不肯磕。”隔壁王婶一边择菜一边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羡慕，又带着一丝无奈。

李梅含糊地应了一声，转身回了家。她看了看手机，妈妈又在家庭群里发了新的视频，这次是李梅的表妹，对着外婆磕头的画面，配文是，“我家外孙女也不赖，磕得可认真了。”

李梅感到一丝不快，但很快就被一种麻木感所取代。她开始研究磕头的姿势，如何能磕得又快又标准，如何能磕得既能让长辈高兴，又能让自己的额头不那么疼。她甚至开始研究红包的行情，不同的长辈，不同的亲戚，红包的大小都不同，磕头的技巧也需要调整。

大年初五，她接到了远房表叔的电话。表叔在电话里说：“梅子啊，听说你磕头挺厉害啊，叔今年也想看看你的表现。磕头磕的好，红包自然不会少。”

李梅深吸了一口气，她知道，这又是一场“表演”。

她来到表叔家，看到客厅里摆着一张小凳子，那是专门为她准备的“磕头台”。表叔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红包。李梅开始磕头，一下一下，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。表叔一边看着，一边数着数，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。

磕到一百个的时候，李梅感到头晕目眩，额头火辣辣的疼。她停下来喘口气，想要喝口水。表叔摆摆手，示意她继续。李梅只得继续磕头。两百个，三百个，四百个……

客厅里只剩下她磕头时，头撞击地面的声音，和表叔时不时发出的“不错，不错”的赞叹声。

当磕完第八百八十八个头的时候，李梅的眼前一片模糊。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偶，被一根无形的线操控着。表叔将一沓红包递给她，“小梅啊，你真是太孝顺了。你妈生了个好闺女啊。”

李梅接过红包，感觉轻飘飘的。她打开一看，里面并不是厚厚的钞票，而是几张彩票，还有几张购物优惠券，加起来勉强能抵上一顿肯德基套餐。

李梅抬头，看着表叔那张笑眯眯的脸，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磕头的意义，好像和她预期的不太一样。

她想起妈妈的那些炫耀的视频，想起亲戚们的赞美，想起自己为了红包而磨练出的磕头技巧。她突然觉得，自己好像活在了一个巨大的荒诞剧场里，而自己，是这个剧场里最敬业的演员。

她默默地走出表叔家，望着小区里空荡荡的街道，突然笑了。这笑声里带着一丝苦涩，一丝无奈，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释然。

她掏出手机，找到妈妈的微信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妈，我今年过年不磕头了，我打算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她没有等妈妈的回复，就关掉了手机，她要用自己的方式，去定义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用磕头的数量，去衡量她的价值。

她走到路边，把手中的彩票和优惠券都丢进了垃圾桶。然后，她昂起头，大步向前走去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像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